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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的激情后,她千里迢迢来寻找自己的中国恋人,向其原配自称二房……

2020年01月16日 22:05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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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朱白兰

一位在昔日中国曾经留下如花岁月的女郎,究竟有着怎样的容颜;我们今天追忆学术史上曾经淡去的师长,又有着怎样的期待与想象?作为中德文化交流史与学科史上的有缘人,朱白兰(又作朱伯兰,或直译为克拉拉·布鲁姆,Klara Blum, 拼音为Dshu Bailan,1904-1971)不应淡出后人的视野。当初在南京大学查阅档案时,就留意过这位在1950年代任职于南京大学德文专业的前辈师长。可惜因其资料稀少,而且似乎对她的记录也语焉不详,也就未能深入追问。对于那场因为外力掀起的学科史整合过程,作为当事者的张威廉这样回忆道:“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来了同济和复旦的德语师资和图书;师资有陈铨、廖尚果、凌翼之、贺良诸教授,焦华甫讲师,德国女教师陈一荻和作家布鲁姆,真可说是人材济济,盛极一时。但为时不过十年,便就风流云散了;图书数千册,主要是从同济调来的,其中有些今天难得的古本,如1823年出版的《席勒全集》。”这位布鲁姆即朱白兰。那么,朱白兰缘何而来呢?其来龙去脉究竟又如何呢?

朱氏的花信年华是在欧洲度过的,她1904年出生于奥地利与罗马尼亚两国边境的小城切诺维兹(Czernowitz),日后因纳粹上台而不得不流亡海外。在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她结识了一位中国男子朱穰丞。相聚三月的激烈爱情,点燃了漫长人生的追逐和等待;谁知之后心上人不告而别。要换了常人,这也就是一段没有结局的浪漫爱情故事而已。可朱白兰却寻梦心切,二战结束之后她居然千里迢迢地来到了遥远陌生的中国,希望找到自己的爱人。

令人惊奇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居然找到了那个男子的家庭。她向其原配夫人自称自己为二房。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的,在那个时代,中国男子,尤其是留德学生娶德妇为妻者并不是个例。1948年她曾短期在同济大学任德文教授,1949年她前往北平寻找朱穰丞,此时她已是人过中年,45岁的年华,虽然仍未步入老境,但确实早已不复当初的花信年华。没有达到什么效果的她于1949年8月重返上海,幸则她还有自己的所长可以依赖谋生,她被聘为上海外文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图书馆馆员,解决了生计。1952年她被聘任为复旦大学德语文学教授,同年9月转到南京大学任德文专业教授。1957年调到中山大学外文系,当时这里新开办德语专业。这一待,就是一生的岁月。

相比较韩素音、赛珍珠这样的西方女性名流,朱白兰无疑是一个平常人。但作为一名外国女性,她的一生岁月,对于中国德文学科史来说却并不平凡,如同对北大德文学科贡献甚大的赵林克悌一样,她是学科史上应该记住的师长。对于现代中国的漫长历程来说,她的一生显得短暂而渺小,但是,她确实为了这个学科贡献了她毕生的智慧和心血。

三个月的浪漫爱情换回了33年的漫长期待,这样的付出究竟是否值得?当岁月如梭,我们重新翻检这历史的沧桑时,竟然只能是一声长叹!

我想在南大一校的学术史上,仅德文学科而言,陈铨的失语与朱白兰的寂寞都是可圈可点的,他们都是一种时代赋予学科史的标本,虽然意义各有不同。而有趣的是,陈铨和朱白兰在南京大学德语专业却曾是针锋相对的同事。当时陈铨任德国文学教研室主任,朱白兰拒绝加入这个教研室,不参加教研室的会议,继续上她的课。朱白兰和陈铨之战延续了十个月。她认为,陈铨“使用资产阶级的教材,向大学生宣扬不道德的生活方式”。1955年夏,陈铨受到尖锐批判,但安排他担任室主任的校、系领导没有做自我批评,朱白兰感到失望。这个事实为我们理解学科史上的丰富复杂性提供了很有意思的材料,这种在当时语境下发生在陈铨、朱白兰身上之争,确实是饶有意味和发人深省的。中国人和犹太人,男性和女性,主任与教授,互相之间竟有如此的不可解开的“结”。究竟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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