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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楚:用传统的方法、现代的观点和跨学科的思维研究中国文化

2019年07月09日 19:45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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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7月6—7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学术文集》首发式在成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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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月6—7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学术文集》首发式在成都举行。本文为项楚先生在首发式上的感言,由计晓云、梁枥天根据录音整理,经过项楚先生审定。

项楚先生发言 通讯员/供图

非常感谢刚才李校长、徐总经理和张涌泉教授热情的发言!感谢中华书局让我今天收到了这样一份特殊的有意义的生日的礼物!它让我又想起了过去的岁月。我是在1976年以后开始学术活动的,那个时候的中国学术界,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充满了巨大的机遇,像我这样的学术新人,经过努力,也能够进入到学术的前沿,和著名的前辈和大师们有了对话的机会。在那个时代,我觉得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探讨,有很多的疑难需要解答,有很多的领域需要开拓,就像刚才徐俊总经理提到的,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尤其是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许多学术前辈的关怀和同辈学者的帮助。

在这套文集里面,有一部《王梵志诗校注》,它是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实际上在这以前,它曾经以手书影印的方式全文发表过一次,那才是最初的版本。1976年后,中国的敦煌学界一片荒芜,北大的前辈学者,像季羡林先生,他们要重振中国的敦煌学,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敦煌学学生,指导他们发表敦煌学的著作。而我的第一篇敦煌学的论文,就是和北大学者商榷的结果,这篇文章引起了季羡林先生等老先生们的关注,他们很奇怪从哪冒出来这么一个人,所以一下我就进入了他们的持续关注之中。直到1985年,在乌鲁木齐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老先生们想要揭开心头的这个迷,于是他们就约我前去见面,几位老先生,我记得是季羡林先生、周一良先生、王永兴先生,还有宿白先生,他是北大考古系的主任。由王永兴先生和我深入交谈,他问起了我的情况,他表态说:“我代表这些老先生们支持你,你以后需要什么资料,有什么困难,你告诉我,我们给你解决。”他又问了我手头的工作,我说我正在为王梵志诗作注。他一听就非常高兴,他说:“你赶快写,我们给你发表,比出版社快。”所以我回来后就赶紧加倍地工作,每写五六万字就用航空挂号的方式寄到北京。当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他们有一个不定期的学术丛刊,叫作《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它是用手书影印的方式出版,所以我的稿子寄去以后,就由一位写手在那按照出版的格式再誊写一遍。大概我寄了有七八次吧,然后,这部书稿就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上全文发表。我当时拿到一本文集,托人送给了我自己很敬仰的日本汉学权威入矢义高先生,这样又开始了我和日本学界的缘分。在我的记忆中,充满了很多让我感恩、让我感动的时刻。

这一套文集,基本上是我在四川大学的学术成果。我的母校四川大学培育了我,改变了我,也成就了我。在1962年,我从南开大学来到了四川大学,我立刻就感受到了一种不同的学术氛围:有一点保守,十分的传统,让我当时有一点不太适应。我的老师庞石帚先生给我第一个学年的学习任务就是点《文选》李善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没有标点,像一片蚂蚁,让人抓狂,但是那就是老师给我的第一次学术训练,它让我终身受益。我慢慢适应了这种学习方式,也喜欢上了这种学术方式,我也开始了我的学术之梦。后来,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母校四川大学又召回了我,让我又开始重温当年的学术之梦。在那个经济大发展的年代,在四川大学的校园里,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甘于清贫,皓首穷经,默默地在学术的园地里耕耘。我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我有幸瞻仰了四川大学的学术前辈们的风采,像蒙文通先生、徐中舒先生、缪钺先生,还有我的老师庞石帚先生、杨明照先生,他们是近代蜀学的最后一批大师,他们建立了四川大学人文科学的学术传统。我自己尝试用传统的方法、现代的观点和跨学科的思维来研究中国的文化,也就是在延续这个学术传统。我今天的希望就是四川大学人文学科的学术传统,在新的时代,能以新的方式,继续得到传承创新和发扬光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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